王茹莛与吴丽华得知来自江西宜丰的“上海知青在宜丰”采访组入住这里，就相约赶到宾馆，与采访组的同志兴奋地聊起了她们在宜丰插队的悠悠往事。

　　王茹莛与吴丽华其实并不是亲姐妹，只是初中同学。之所以被大家称为“姐妹花”，不仅仅是由于年纪相仿、模样相似的缘故，还因为她们俩从踏上江西宜丰这片土地成为知青的那一刻起，就一起生活、工作、学习，形影不离，如同姐妹。

　　“请问你朋友来自何方？我来自上海黄浦江畔。如今我们来到这里，偏僻的山乡安家落户……” 王茹莛与吴丽华唱起这首《上海知青之歌》时，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歌声把她们带回到了47年前的1970年4月6日。记得那一天她俩在上海金陵中学门口集中，学校的大卡车把她们这些知青送到火车站。前来送行的父母们哭得稀里哗啦的。王茹莛与吴丽华回忆送别场景时都很动情，王茹莛说：“当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望着站台上伫立的年迈的父母，我心里十分酸楚，十八年的哺育终身难忘，如今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怎能不叫我们这些孩子们热泪盈眶？”吴丽华说：“当时我真的希望火车慢些走，再慢些，让我再多看爹娘一眼，真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王茹莛是1952年10月26日出生于上海，她比吴丽华整整大5个月，她们是金陵中学的同班同学，从上海到宜丰后，同时被分配到宜丰县新庄公社新庄大队8生产队。

　　说起在生产队的故事，她们俩都内心充满深情，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


“在新庄大队8生产队插队的上海知青共4人，除了我俩，还有一个男知青叫原金伟、一个女知青叫袁华萍。原金伟后来在宜丰娶妻生子，在当地税务部门工作。袁华萍返城后在上海圆珠笔厂工作。那时候，我们几个知青严重水土不服。一下水田干活，脚就烂。水田里蚂蟥多，我们这些女知青非常害怕蚂蟥叮咬，每次在田里劳作回来都心有余悸。大队对我们知青非常关照。我们刚来的时候，不会弄饭，吃饭成为一个大问题，大队想我们之所想，急我们之所急，安排我们在老表家搭膳。后来我们慢慢学会自己弄饭，但是不会种菜，没菜吃，老表们又自发地天天给我们送菜。令我们尤其感动的是每天大清早都会有一篮子新鲜蔬菜放在我们住的房子门口，也不知道是哪家送的。


记得有一个叫姚天旺的老表，对我们特别好。看到我们几个知青平时没什么吃的，只要他自己家里有点什么好吃的，比如河里搞到了小鱼啊，山上打到了野兔之类的，就会把我们叫去解解馋。有一次，姚天旺见我们几个知青因水土不服而接二连三地病倒了，心里特别着急，不仅到大队请来赤脚医生帮我们看病，每天早上还盛一大碗米汤送来给我们增加营养。姚天旺的老父亲得知我们生病后，还亲自去山里采草药煎水给我们服用。在姚天旺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我们几个知青很快都康复了。看到我们在田里劳作后烂脚，而且烂的范围越来越宽，有向全身蔓延的趋势，姚天旺的父亲又寻来艾草熬汁，让我们用药汁冲澡，很快病情就得到了缓解。


我们积极投身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产劳动之中，无论是插秧、种花生、棉花，还是去栽果树、砍竹子、摘茶籽，都唯恐落后。只要取得一点点成绩，贫下中农就表扬我们，给了我们这些在异乡的知青莫大的鼓励。


生产队的老表们心里牵挂着我们，就像牵挂他们自家的孩子一样。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砍柴，在山里迷路了，走来走去又回到了原点，怎么也走不出大山。眼看天色渐晚，我们心急如焚。宜丰属于丘陵地形，在我们这些在黄浦江畔长大的人眼里，每一个小山坡——就像中国人眼里的外国人——“模样”都差不多。天色越来越暗，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仍然被困在山里。正当我们处在极度的惊恐之时，姚天旺带着几个村民进山来找到了我们……”


1978年，王茹莛与吴丽华先后回城。王茹莛在上海第十九五金商店从事出纳工作，吴丽华在上海环球皮件厂做缝纫工作。她们回上海之后依旧像在江西宜丰插队时一样姐妹般亲近。这对“知青姐妹花”非常珍惜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几十年兢兢业业，发扬了在江西插队时养成的吃苦耐劳、认真仔细的好传统、好作风，年年被各自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在王茹莛与吴丽华的心里，有一件憾事：从1978年回上海之后，四十年来都没有返回到过当年插队的地方。她们做梦都希望返乡的日子能够早日到来！

2017年7月30日，晴　随笔于上海市黄浦区贵州路160号，铁道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