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姚玉英走出上海金陵中学的校门，到宜丰县港口公社洞上大队潭前生产队插队,由此开始了她的知青岁月。如果说艰苦而火热的知青生活是一条流着痛苦也流着欢乐的长河，那么，姚玉英写下的几段文字无疑是她在波光中采撷的几朵浪花。

泥腿子

到生产队第二天，我就下田插秧，“学生娃”摇身一变，成了“泥腿子”。从未干过农活的我，到了田里是“洋相百出”， 起初由于不会插秧，只有“灰溜溜”地去拔秧，拔秧也摔倒了好几回，满身满脸都是泥。最让人恐怖的是水田里的蚂蟥以及蚊虫叮咬。刚下田没几天，我的手脚都烂了，腿上很多地方肿得像苦瓜皮一样。但当时的我是抱着自觉接受锻炼的心态，不怕苦，不怕脏，就怕农活的技术掌握不好。生产队长告诉我：会插不会插，看你两只脚。我虚心请教，没过多久，就熟练地掌握了一只手分秧另一只手插秧的技巧。在我的印象中，最苦最累要数“双枪”了，坚硬而粗糙的稻叶碰到我这双细嫩的手，就像不太锋利的刀子割肉，让人非常疼痛难忍。割禾也需要双手配合，并不断有节奏地平移，眼睛不能看下刀的部位，几乎完全靠感觉，稍不留神就会被锋利的镰刀割伤。几乎每个割禾的人，都免不了被割伤，我更加不例外。但当时的想法是：人家能做好的事情，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所以我从没有退缩过。我还从贫下中农们耳熟能详的农谚中学到了很多农业知识，并细心揣摩体会，和生产劳动的实践结合起来，比如：“人误地一时，地误农一季” “天上扫帚云，三日雨淋淋”“过了端午节，锄头不能歇”“要想明年虫子少，冬天割去田边草”等等。

“十万个为什么”

回想插队这些年，和贫下中农一起生活劳动，我就曾十分天真好奇地问过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你们把那么好喝的米汤倒给猪吃，多可惜呀！”“为什么老表们上厕所不用草纸，而用竹篾片，竹篾片多粗糙啊，上面的毛刺难道不会刺到屁股吗？”“为什么说离父母远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近了？”“为什么街上的排骨和肉一个价，也不像上海那样分大排小排呢？”“为什么老表的餐桌上每碗菜都留一点不吃完，多浪费呀！”……

 是啊，“独在异乡为异客”，农村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多么地陌生而新奇！生活中有很多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我都喜欢找生产队长或是老农们打破砂锅问到底，生产队长对我说：“小姚呀，你的脑瓜子里哪来这么多问题呀，你真是‘十万个为什么’啊！”后来大家都戏称我为“十万个为什么”，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坟地寻草

在生产队，老表们对我们知青特别照顾。看到我们不会种菜、弄饭，队里的妇女主任华娥珠经常叫我们几个“上海小赤佬”去她家蹭饭，她家只要有什么好吃的点茶，比如番薯片、笋干、花生、油豆子之类的都会分一些给我们吃。华主任笑嘻嘻地对我说:“玉英啊，我就怕看见你们流口水的样子啊！”后来我学着自己搭灶烧饭，每天清晨打开门，就会发现有一只装着青菜、辣椒等蔬菜的竹篮子静静地放在我们房间门口，我知道这是老表们自发地轮流给我们送过来的菜。总靠大家送菜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我就自己学习开荒种菜。可是我种的菜总是长不好，蔫蔫的。老农指点说：“小姚呀，你的菜地肥力不足啊，去搞点草木灰吧。”我一个人就到处去寻草皮，发现在坟地附近有一大块生长十分茂盛的野草。为了给菜地积肥，我也顾不上坟地阴气肆虐、恐怖骇人，铲了很多草皮回去，然后晒干，再烧成灰。施了草木灰的菜地果然长势喜人。

孤身追贼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是我们知青最盼望的日子。因为只有过年才有机会回上海和家人团圆，尽管我们不是每年过年都回去。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少不了带点宜丰的冬笋、腊肉、笋干之类的土产。春节过后返回宜丰，也会带些肥皂、味精、固体酱油之类的“上海货”到生产队分送给潭前的乡亲们。记得1972年的一天我回上海，怀里揣着老表的300元钱，打算到淮海路帮宜丰的乡亲代购一些藏青色、蓝色棉绸，我发现自己刚上无轨电车，就被一个20来岁的背着军用书包的小伙子盯上，于是我朝车尾移动，那个小伙子也向不文明用语1近。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把手伸向我的衣兜的那一刻，我试图抓住他的手，他迅速地抽开了手，这时正好电车到站，见他飞快地下车，我一秒钟都没停留，也下车朝他追去，一直追了两条马路，由于我对弄堂的路线不熟悉，还是让他逃脱了。真是有惊无险啊，好在老表们的血汗钱还完好如初地在我衣兜里。

回到宜丰和大家说起这段“传奇”，大家都夸我是“女英雄”，称赞我机智勇敢。其实我心里明白，就因为在农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原本是“温室里的花朵”的我在体力和意志上都得到了锻炼，才成就这段“孤身追贼”的故事。

从“赤脚医生”到“白衣天使”

“不恋城市景色艳，愿在农村干百年。”这句话对我而言不是什么空洞的口号，而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当知青们纷纷回城的时候，我感受着宜丰这块多情的土地对我的眷恋，也早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如画的山水、广阔的田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的，尽管我在这里磨破了手掌，尽管我在这里晒黑了脸庞，但我没有选择“远走高飞”！1979年，在上海的亲人们的极力反对和劝阻下，我依然不改初衷，和港口公社本地人张抗美结婚了。儿女情长今生缘，大山深处是我家！

在生产队的时候，我就比较要强好学，积极要求上进，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医学知识，成为队里的“赤脚医生”。曾多次参加公社、县里的表彰会。1977年组织上为了培养我，安排我在港口卫生院招工，分配在药房工作，我感觉自己走进了一片新的天地，学习和工作的劲头更足了。记得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腿骨骨折，我忍住伤痛，打上石膏，第二天就到岗坚持上班。由于表现好，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不久就被调到桥西卫生院工作；后来又被调回港口卫生院任副院长。